1949年7、8月间，报章上天天报道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解放军挥师南下的消息。又传闻国民政府要撤出广州。那一阵，广州市面，一片混乱，物价飞涨，盗贼横行，垃圾满地。大人们十分紧张，有些街坊又像日寇投降时那样，凑钱在街头巷尾，筑起木栅，组织联防。而我们一班无知的初中生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到9月，学校虽然依旧开学，但气氛有点异样，老师们似乎没有多少心思上课了，我们则浑浑噩噩，懵懵懂懂，甚至趁机溜号，胡天胡帝，打打闹闹。
到了10月13日下午五时半左右，我们正在宿舍里玩扑克，忽然轰隆一声，天动地摇，窗户的玻璃也震得格格作响。我们大吃一惊，夺门而出，纷纷跑到操场上。只见东面天空，一片通红，还冲起了磨菇形的黑烟。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议论纷纷。再过一会儿，便见路人气急败坏地奔跑，都说是海珠桥没了，被炸飞了！
海珠桥被炸，这怎么可能？要知道，它是当时全国最大最先进的铁桥，桥的中部，可以开合，它横跨珠江两岸，让江南江北连成一体，是当时广州的标志，是广州人的骄傲。想当初，日本空军也曾向它扔过炸弹，它虽有损坏，却岿然如故。是谁丧心病狂，让广州人用血汗垒成的大桥灰飞烟灭？不久，又有路人说是国民党南逃的军队，为了阻止“共军”向南追击，堆起了十几吨炸药，把桥炸断。再过些时候，就有同学气冲冲地跑进学校，说海珠桥附近的房屋，都被炸塌，还死了好几百人。我们这伙正在惶惶然的青少年，吓得倒吞一口冷气，家住大桥附近的同学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谁也想不到“国军”如此残忍，让无辜百姓在刹那间家破人亡！不过，这一炸，把人们对“国军”的幻想炸碎，也把许多不关心政治的青年炸醒了！
第二天一早，几个大胆的同学，偷偷打开了学校的一扇后门向外窥看，我生性好奇，也躲在后面探头探脑。马路上，商店都关了门，只有一个老年乞丐拿着破钵，呆呆地坐在校门附近。黎明时这里静悄悄。这时候，我们见到一队士兵，排成单行，从东向西无声地行进。士兵们背着步枪，似乎经过了长途行军，颇显疲劳。忽然，一位挎着盒子枪的军人，离开了队伍，跑到老乞丐的身边，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馒头，放进乞丐的钵子里，然后急急返身归队。我们瞥见这军人的左襟上，别着一小方白布，上面写着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几个字样。这时，我们朦胧地感到了这是一支不同于“国军”的队伍。
这一天，学校没有上课。有些住在校外的同学，陆续回到校里，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论着所见所闻。有人说见到国民党军队，挤在黄沙码头，拖南带女地逃跑；有人说看见有几个“共军”(那时的中学生还未懂得“解放军”的称谓)，坐在沙袋上吃甘蔗，面前铺着废纸，他们把蔗渣都吐在纸上，包起来扔到拉圾桶里。从他们注意保持地面清洁的举动中，我们又感觉到这是一支很守纪律的军队。
当然，同学谈得最多的还是海珠桥被炸毁的情景。有人说见到桥身放炸成两段，桥架支离破碎地倒在江面上；有人说看到了断手断脚的尸体：有人说是国民党广州卫戍司令李及兰下令炸桥。总之，大家对海珠桥的被炸，既痛惜，又气愤。
广州的局面，很快平静了下来。不久，就出现了许多新鲜事。例如常有解放军战士和工人纠察队，一起打扫街道：学校和商铺，开始插着五星红旗，我们晓得这就是新的国旗。特别是在马路上，常常出现市民敲锣打鼓庆祝广州解放的队伍。有趣的是，队伍中常有秧歌队、腰鼓队，让我们这些从未见过北方民俗的南国少年，大开眼界。
跳秧歌，又叫扭秧歌，跳的人头上和腰里，系着白毛巾，两臂左右扭动，双腿随着“呛呛，呛呛切”的锣鼓声，进两大步又退两小步，摇摇摆摆地前进。打腰鼓者，则在腰上横缚着桶形的红色小鼓，手上拿着两根缚有红绸的小槌，大家排列齐整，一起挥动手臂，敲打鼓面，发出“蓬蓬、蓬蓬蓬啪”的声响。每进三步，便前弓后箭，低挫腰身，略停一停，才又继续行进。我们对这些从陕北传过来的民间舞蹈，倍感新奇。很快，大家便在操场上大跳秧歌，大敲腰鼓，还无师自通地玩出许多与众不同的花式。于是，校园里出现了欢乐活跃的气氛。
在庆祝广州解放的游行队伍里，还有一群人舞着狮子。“狮子”一个跟着一个，在锣鼓声中昂首阔步，奔腾跳踯，这使我深感诧异。因为，在广州，每逄节日神诞，店铺开张，人们舞起狮子去凑热闹，是司空见惯的事。但让狮子参加政治性活动，我却是第一次看到
